10月20日,“改革开放40年中国青年运动理论研讨会暨第三届共青团与青年发展论坛”在江西南昌举办,此次活动由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和江西青年职业学院(江西省团校)共青团理论研究中心主办,指导单位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江西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西省委。会上,田杰、郗杰英、杨雄、廉思、李玉琦、周金堂、胡献忠七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主旨发言。

深圳青年学院教授、原副院长田杰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这一主题与参会嘉宾和代表作了分享。
他说,青年运动是青年的历史舞台,是青年人的事业,是青年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和行动方式。青年运动是社会(包括青年本身)关于青年的一种带有总体性、全局性的行动策略、方案设计以至远景规划,也是一种思想、观念和理论,是认识、理解青年的一个切入点或一种视角。
“中国近百年来青年运动的历史,既塑造了一代代青年的个性特征和时代性格,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政治、文化品格。”田杰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是中国青年运动经百年历史实践、探索而形成的崭新型态。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分享中,田杰说,改革开放是中国青年运动转型的伟大历史契机,中国青年运动是改革开放进程重要的推进力量,同时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青年的伟大探索与实践。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原主任郗杰英受邀出席活动,并围绕“改革开放造就新青年”这一主题作了分享。他认为,改革开放开阔了青年人的视野,促进了青年人了解世界。
郗杰英说,数据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19.49万人。2017年,全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人,同比增长11.74%。2017年共有48.92万名外国留学生在全国高等院校学习,规模增速连续两年保持在10%以上,其中学历生24.15万人,占总数的49.38%,同比增幅15.04%。
“同时,各种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青年获取信息的数量、领域、速度大大提高,多元化的信息渠道拓宽了当代青少年的视野。”郗杰英说,青年作为最有生气最有活力的社会群体,在国家改革开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对外开放的积极践行者。

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廉思进行主旨发言。
他指出当下青年社会思潮面临新的背景,他从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思想政治工作效果显现、即时性联系工作的运用几个方面阐述了面临新的情况。青年社会思潮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在权威认知模式的改变、左翼青年自组织的兴起、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等。
应对变化带来的新挑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要在关键燃点前筑牢政治性转化的“防火墙”。第一要认识自组织的两面性,充分发挥好其有利的一面;第二是以我为主,辨析青年的真实诉求;第三是团结组织中的关键少数,是引导运动走向的关键。
其次,当前团结凝聚青年存在的一定的误区。不要一般性看待青年工作,应重视其高度的专业性;既不能以粗糙的命令说教替代真诚的为青年服务,也不能以一般性的文娱、服务活动替代政治性的青年工作,组织青年需要同时打好“感情牌”和“思想牌”;不应仅以专业技术能力为选人标准,青年工作归根到底需要的是组织能力。
最后,培养“组织型+政治型”青年工作人才。加大对“组织型+政治型”人才的吸纳;注重研究不同领域青年自组织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配置重点领域的工作人才;避免用安稳思维处理思想问题,最大程度的争取学生理解;加强群团组织和党政其他部门的干部交流。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原副馆长李玉琦进行主旨发言。
他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共青团的工作历程:1978年10月——1985年11月是恢复期;1985年11月—1992年1月为浮躁期;1992年1月—2003年6月为振兴期;2003年6月—2018年6月为变革期,并进行了简要的阐释。
他对改革开放40年共青团工作进行了综合评述,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紧跟形势,有围绕中心和服务大局表现;一些活动影响深远、卓有成效;服务青年特殊利益有较大进展;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青年团的工作存在忽视实效性的形式主义倾向;青年团的独立活动基本源于组织发动并且被渐渐淡化。
李玉琦对共青团未来的工作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要切实加强对共青团工作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团干部要懂共青团;二要深刻、准确地理解和体现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三是对于共青团工作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要准确认识深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切实克服;四是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工作主线出发,扎扎实实的开展共青团的独立活动,扩大共青团的影响;六是开展共青团工作要注意体现行业特点,当前要大力切实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共青团工作;六要切实加强共青团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团干部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个人品格的修养,增强做共青团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江西省教育厅原巡视员、江西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理事长、江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周金堂进行主旨发言。
周金堂将十九大报告关于“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相关论述与江西实际情况结合,从改革开放40年江西青年运动的新发展、历史经验和新趋势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他介绍了江西青年运动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也指出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离开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没有共青团组织的指导是很难取得发展和进步的。
改革开放40年江西青年运动取得了新的发展,体现在江西青年思想道德素质和文明水平进一步提高;受教育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更加主动自信地融入社会;青少年权益维护和困难青少年帮扶成效显著等几个方面。
他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江西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始终贴紧时代主题,合力奏响青年运动的红色乐章;始终围绕根本任务,致力培养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始终紧扣重大部署,奋勇建功绿色崛起的美丽江西;始终依靠组织优势,大力深化共青团改革和从严治团。
面向未来,他也提出新时代江西青年运动的新趋势。坚持在同人民紧密结合中开辟建功立业的新天地;坚持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广大青年共同奋斗;坚持在正确引导、塑造青年中把青年培养锻造成为时代新人;坚持在改革创新的生动实践中,把共青团建设成为党的最可靠、最亲密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擦亮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坚守梦想,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常务副馆长、副研究员胡献忠以《读懂青年运动站在新时代把握新规律》为题作了主旨发言。
胡献忠指出,青年运动是一个始终不会过时的宏大命题,他提出了“青年运动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界定?”“青年运动自出现至今其形式和实质发生过哪些变化,哪些属性没有变化?”“中国青年运动与世界青年运动的有没有交集?关系如何?”“改革开放40年中国青年运动呈现出什么样的轨迹曲线,这与革命年代、建设时代的青年运动有什么异同?”一系列的问题和思考,引人深思。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变迁,从抗争到嵌入,不变的主题是:爱国情怀的表达,自身利益的诉求,民主权利、公平正义的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主要是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当然也有社会层面的,这其中包含碰上青春激情的张扬,自我价值的实现。
青年运动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不可能是直线式的不断高涨。这种波浪式发展,不仅客观环境所决定,而且也是社会运动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离开了先进政党的领导,只凭青年人的一腔激情和冲动,很难成就大的事业。
他认为,建构中国青年运动理论框架任重道远。如何辨析青年运动的基本内涵?如何理解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如何让主流价值成为多数青年的自觉追求?共青团如何以新形象推动青年运动?如何与世界青年运动对话?这些都是未来需要深入探索的重要命题。
最后,胡献忠表示,历史维度是认识问题的重要视角,但历史不是万能的,更不能成为包袱。以史为鉴,规避误区,广大理论工作者是要在传承中创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上海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雄进行主旨发言。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波动周期与青年文化“长波”现象
康氏的“长波理论”指的是世界经济以50年左右为一周经历着“升波”与“降波”之循环。“长波循环”理论不是某种预言式的假设,它能启迪我们在考察历史、文化的同时关照现实,可帮助我们透过纷繁变迁的历史事件把握总体世界,包括青年文化的演化。
杨雄表示,对青年文化“长波”现象起决定性影响作用的仍是青年文化自身特质所规定的。他曾在《青年文化:回溯与思考》(1991)一书中提出,青年文化的天然特质主要表现为“前瞻性”、“边缘性”和“情绪性”三大特征:所谓青年文化的“前瞻性”,说明其文化的超前倾向与对未来的开放“矢量”;“边缘性”则意味着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学系统的“亚文化”,它总是要受到主导文化的强有力的调控与辐射,因此它自身固有某种向占据中心地位的主导文化递归、汇聚的潜在趋势;“情绪性”的基本特征是——青年代群易受感染性与波动性、不稳定性。
他说,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文化的演进,总体上呈现出波浪式、非均衡发展的基本特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文化、青年一代对经济、社会改革的互动参与,大体经历了几个时段:70年代到80年代初,第一次思想解放后充满激情的时代,当时的青年以“老三届”为主体,源于1978年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的思想解放运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关注与参与改革成为青年关注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反腐败取得一定实效,思想工作得到恢复和加强。
改革进程中的基本理论观点开始为绝大多数青年所接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青年价值特征与青年文化“长波”演进的显著变化是:青年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评价明显变好,对未来社会稳定性预期较高。
科学总结青年发展与青年文化的发展演化规律
青年价值观演变,既有与社会主流价值分化的倾向,也有与主流价值整合的取向。20世纪80年代青年文化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传统为本、现代为表”,进入90年代之后青年文化价值取向从整体上已呈现出“多元分化,走向整合”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他们最直接、敏锐地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巨变对他们所带来的积极后果,从而使他们成为最为拥护改革开放的青年一代。
恩格斯讲过,历史是无数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体,个人与集团利益就象无数边线。而历史最终将沿着对角线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们也要正视青年群体发展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非均衡性:所谓“不确定性”主要指青年实际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可变性和偶发因素的作用;所谓“非均衡性”是指青年在我国农业、工业、知识经济共时态存在背景中的不均衡发展。
“90后的一代”及青年文化发展演化之未来
90后一代的青年文化,他们更多采用生产力标准而不是意识形态标准去看待问题,更多采用市场标准而不是传统道德标准去评价人,更多采用与国际接轨的标准而不是仅仅是国内的标准去审视周围事情;更多采用具体利益的标准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标准去衡量周围的人和事。
社会模式的维持与稳定,有赖于教育将人类的文化遗产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所以教育既作为知识的总和,又作为将这些知识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过程,这就要求:一方面作为社会的新生代,青年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社会能否为他们提供满足物质和文化需要的资源、实现个人价值的条件、进入社会结构以及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
另一方面,作为最富创新性的社会群体,青年在自身发展阶段会不断产生新的愿望和要求,并在为实现愿望而努力的过程中,不断地推进社会的发展。